香港传媒的十年春秋
|
传媒新势力
这十年，虽然传统的媒体电视、电台、报纸仍然是主流，但其影响力已今非昔比；免费报纸、收费电视、新媒体的涌现对它们带来莫大冲击。
香港第一份免费报章《都市日报》于二零零二年诞生，在地铁沿线派发，单是不用付费、新闻精简的特性已吸引不少上班一族阅读，由于读者「客源」清晰，广告商相当垂涎，因而令《都市日报》于短短十四个月内已有盈利，据该报资料，目前每日派发三十六万份，广告约占版面六成。
二零零五年另外两份免费报《头条日报》 及《am 730》相继出现。据媒体监察公司Admango资料显示，二零零六年报纸广告总收入达六十五亿元，较前一年增长逾二亿，其中免费报纸占一成二；相比之下，收费报纸的广告收入相继下降。目前，《头条日报》的印刷量为六十万份，而《am 730》则有二十八万份。
免费报纸不单抢夺了收费报纸的广告，更力压一些畅销及传统报章的公信力。根据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去年一项市民对报纸公信力的调查显示，免费报纸 《都市日报》排名第八，比第九位的《东方日报》高，《头条日报》排名十一、《am 730》排名十二，比第十四位的《苹果日报》还要高；传统报纸受到不少压力与挑战。
香港报业竞争一向激烈，回归前后出现过数度减价战，汰弱留强，主流中文报章由一九九七年的十五份减至目前的十二份，收费报纸亦需不断革新。近年，很多传统报章都加设健康、环保等的专题版面，而政治新闻则走向娱乐趣味化，「李八方」、「新闻甜品」、「政情糖不甩」、「利是」、「小琴密语」等等专栏陆续登场；二千年初，各大报章曾大力推动网上新闻，招兵买马搞即时新闻、网上人物专访、与读者对谈等等，不过科网热潮爆破之后，网上新闻的发展急煞车，人手与规模大大缩减。
毕竟，网民人数持续上升，网上新闻又必不可少，部份报章不仅从网上索取材料，而且直接开设版面报导网上故事（如《苹果日报》的「网闻」）；一段「未解决」的「巴士阿叔」片段在 YouTube 网站展开，及后成为街知巷闻的新闻，网上威力难以预计。近期，两大免费电视台无及亚视亦顺应自拍短片热潮，开设新节目由观众作主导（《第一手真相》、《一网打尽》）；其实，回归之后，香港陆续出现一些来自民间的网络电台，如「香港人民广播电台」、「系播网络电台」等等，他们希望透过自设的渠道报导或表达一些主流媒体不重视的消息，如「六四」烛光悼念活动、争取普选游行等，而二零零三年五十万人上街，亦借助不少网络世界的推动。网上给予民间更大的自主性，多多少少淡化了传统媒体主宰社会言论导向的角色。
电视方面，长期以来两个免费电视台雄霸了电视市场，至九十年代初收费电视加入竞争，一九九三年第一个收费电视台--有线电视成立，及后政府曾进一步开放收费电视市场，目前的无收费电视、ｎｏｗ宽频及香港宽频，正试图打破有线电视多年来在收费电视市场的垄断地位；去年ｎｏｗ宽频以天价夺得体育频道ＥＳＰＮ及英国超级联赛的转播权，更迫使向来拥有一哥地位的有线电视急谋对策。
体育及廿四小时新闻是收费电视的杀手，近年多个电视台均推出廿四小时新闻频道（有线电视、ｎｏｗ宽频、无收费电视、香港宽频）加强竞争力，而行业内争夺人才、新闻主播明星化等等，亦很大程度上更改了行业的运作及竞争。至于年底推行的数码广播，亦将为香港电视史写下新一页。
沉默的螺旋
传媒硬件发展迅速及竞争多元化固然值得鼓舞，但行业内的核心问题却教人十分忧虑。香港记者协会曾就回归十年后传媒的状况，访问了五百多位新闻工作者。调查结果显示，新闻界目前面对最主要的问题，是新闻流于表面化、血腥、色情及煽情；但另一项更令人关注的调查结果，是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回归后新闻自由倒退，原因是业界进行自我审查，近三成受访者承认在过去十二个月处理新闻时有自我审查。
这十年，新闻界面对公信力下降、政治干预，传媒工作者备受考验。在回归后一年，朱妈基外访遇无国界记者示威，香港记者提问被随行人员责骂：「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你知道吗？如果你还是这样，往后跟你们断绝一切来往。」，其后出现的电台「名嘴」郑经翰遇袭、国家主席江泽民怒斥记者：「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黄毓民及郑经翰相继封咪、「七一」游行五十万人上街的报导，主管不许出现蛋糕涂董建华面部的画面等等，都令记者承受极大压力，自我审查逐渐出现，甚至达到十分严重程度。
传媒在一些事情上自我设限、画上禁区、不再报导或讨论时，市民的知情权已被剥夺，最终受害的是公众，为此而付代价的是整个社会；不过，要传媒工作者在如此这般的环境下坚持确实不易，而要记者揭示自己传媒机构如何自我审查，就更艰辛。制作本辑的导演于早期曾接触多位资深同业邀约访问，可是无一愿意，有些只冷笑一声说：「祝你好运」「你找到愿意说话的个案再说吧」。
幸然，最后仍然找到愿意说出实况的人；从事新闻工作超过二十年、曾服务多间传媒机构的黄华辉，道出了传媒机构自我审查的多个例证。二零零二年，政府推出有关基本法廿三条谘询文件，当年的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曾威胁新闻界说：「其实张刀已经在你头上，不过无人去看这张刀」，黄华辉说：「我的上司收到梁爱诗新闻官来电，说可不可以省去这一句，他很听话cut了，就这样我们的新闻没有这一句说话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自我审查。」
面对一浪接一浪的新闻道德挑战，考验与压力巨大；就在这一年，黄华辉决定离开新闻行业。其后，他继续从旧同事口中得悉情况每况愈下；二零零三年「七一」游行五十万人参加，现场高呼董建华下台的声音很响亮，但记者却把电视画面有关叫喊董建华下台的声量压下去，「记者为何要这样做呢？因为知道始终不能过关，如果等到快播出时才按上司指示剪走该段，将赶不及了，反正那样倒不如先自行处理，将声量调低」，黄华辉说这记者已无奈地进行自我审查：「记者很不开心，但仍然在那机构工作。」
「红」透半边天
新闻工作者进行自我审查，压力来源往往来自传媒机构老板，而老板们与中央权力核心关系密切，又解释了很多事情的原委。
过去十年，文人办报的年代被商人办报取缔，而爱国商人、亲中央财团亦逐渐进占香港舆论阵地；综观全港绝大部份主流媒体（十七份中英文收费及免费报章、六间电视台、三间电台）的老板或高层，均被委以国内公职、特区政府勋衔、又或是在大陆经营庞大生意的。
《星岛日报》、《头条日报》、英文报章《The Standard》所属的泛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何柱国，二零零三被委任为全国政协常委；二零零四年，集团旗下报章《星岛日报》行政总裁兼《头条日报》社长卢永雄，获颁铜紫荆星章。《经济日报》集团主席冯绍波，政协委员，二零零三年获颁金紫荆星章。拥有《东方日报》及《太阳报》的东方报业集团主席马澄坤，二零零三年获委任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集团总裁马澄发获颁铜紫荆星章。三大爱国报章，包括《香港商报》母公司联合出版集团主席李祖泽、《大公报》社长王国华、《文报》社长张国良，均是政协委员；李祖泽在一九九八年获颁银紫荆星章。有线电视母公司九龙仓集团主席吴光正，政协常委，一九九八获颁金紫荆星章。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席李嘉诚，二零零一年获颁大紫荆星章，副主席李泽钜是政协常委，长实与和黄共同持有新城电台的股权。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主席邵逸夫及前助理总经理黄应士，一九九八年获颁银紫荆星章。亚洲电视前行政总裁陈永祺，政协常委，二千年获颁金紫荆星章。《香港经济日报》总编辑陈早标，于今年获铜紫荆星章。
即使没有公职或勋衔，但在国内营商、有经济利益的亦不缺乏；《南华早报》所属的嘉里集团主席郭鹤年，于八九年「六四」事件后，大举投资内地房地产及酒店生意，被称为八十年代中国最重要投资者之一。《明报》企业主席、马来西亚华裔商人张晓卿旗下多份消闲刊物，在内地各主要城市发行。免费报纸《am730》创办人施永青的地产生意，在大陆有过万名职员。
传媒出版很多时只是这些老板们芸芸众多生意之中的一项，他们的考量优先次序如何呢？一些有形无形的利益关系，又怎样影响编辑方针呢？前传媒工作者黄华辉有很深的感受：「我曾替一些报纸写社论，而社论是有立场的，虽然我试过有不同意见，但主管就指明应如何写。例如董建华刚下台的时候，曾荫权上台，便要写曾荫权如何能干，一位做了三十多年公务员的人，非常能干。」
言论自由被视为香港稳定发展的基石，然而在回归后，政治干预传媒编辑方向屡见不鲜；红色资本渗入媒体，获中央公职、特区勋衔的传媒老板越来越多；前记者受压，编辑自主蒙上阴影，自我审查情况严重。当香港新闻自由大幅倒退，为此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不是记者、编辑、或某一传媒机构老板，而是整个社会。
■王禄霞
香港电台《传媒春秋》
节目监制
